一个移民的身份宣言

“我爱香港，我只是不太喜欢香港。”在香港生活十五年之后，我感觉这句话最能表达我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08年悬挂九号风球的那天，我抵达香港开启自己的求学之路。在大学站，望著风雨中飘摇、杳无人烟的中大校园，等待著那时唯一的香港朋友来接我去暂居的住处。那天仿佛是一场梦：我在旷无人烟的地方，不安地，无了期地等著我确信终究会来的人。十五年之后，我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 2008年8月22日，香港西贡银线湾东北上空，台风鹦鹉袭港。

抗拒“被港漂”

08年仍是中港关系的“蜜月期”，在那时候还没有所谓“港漂”，“中港矛盾”也尚未上升到社会议题程度。那些刻板印象、歧视、排外之类的文化差异，更因我们这些来港内地生数量倍增而渐显得有些过时。在香港第二、三年的生活并不容易，在彼此探看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孤独感、文化差异、学习压力、语言障碍等等带来的冲击随之到来，但那时我很少会将之联系到中港矛盾或者作为内地人被歧视，更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焦虑和不被理解，和我在全球各地留学的朋友更相通。

直到2011年前后，“港漂”这个字眼开始在大众媒体中出现，到2012年吕大乐的《两地书：港漂十味》出版，算是让港漂的概念被普遍接纳。根据维基百科，“港漂”指以各种“优秀人才”﹑“毕业生留港”计划或学生签证身分暂居香港，并未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而获得香港居留权的群体。虽然“港漂”这个标签，使我们能与透过婚姻和依亲、并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传统新移民作出区分，但我始终对港漂两字非常不感冒。

我经历过没有所谓“港漂”身份的“野生”时代，那时我并没有因为缺乏这样一个身份形容而出现焦虑，反倒是这个标签被安插在我身上之后，带来了更多困扰。而且，“港漂”从“沪漂”和“北漂”衍生而来，沪漂和北漂指的是在上海和北京工作而没有户籍身份的群体。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沪漂和北漂无论多么拼搏奋斗、多么光鲜亮丽、为城市作出多大贡献，他们以及他们在京沪出生的子女都无法获得当地户籍，因此才用带有漂泊意味的“漂”字，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在这座城市都居无定所。但根据香港的移民政策，所谓“港漂”在工作居住满七年之后，就能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享有和香港出生的居民同等权利，有那么清晰明确的移民方案，又何来“漂”之说？更何况，如今不少已经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前“港漂”们，还是不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港漂，对他们来说，“漂”指的不是户籍身份，而是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因此冠上“港漂”二字，就已经让人产生永远无法融入、此处永远是他乡的印象。北漂和沪漂的群体大致上背景和经历大多相似，终极目标是希望能在大城市安家立业，但来到香港的所谓“港漂”们则不仅背景、经历，包括他们来这里的动机、目标、方式都千奇百怪，除了“不是新移民”之外，几乎很难找到公约数。

这是我抗拒“港漂”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或者在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很仔细地梳理过该共同体的认同所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港漂的，或者诸如我来港数年，突然被告知自己应该算是港漂群体，又或者是近年来港的内地生，尚未入境就已经自动归位为港漂了，而港漂这个名字似乎暗示著，你永远不会属于这个地方，你在这里是孤独的。

紧随其后，以港漂为旗号的各种团体与社交媒体帐号出现，由于微博和微信的在内地的垄断地位，几乎每一个尚未踏足香港的内地人，一早就已经被港漂圈以及其他类似的自媒体的信息所轰炸，在尚未真正接触香港之前，这些自媒体已经帮助他们形塑了对于香港的想像，无论是吃喝玩乐的好去处、丰富的娱乐生活、香港不同行业的生态、政治社会环境⋯⋯所以我常说，12年之后来香港的内地人，几乎很难第一身去体验香港的生活和冲击，他们对香港的认知是经过筛选的二手资讯，并基建于这些预设来建立自己与香港接触的姿态。

正是因为铺天盖地的港漂互助氛围，他们即便来到香港，往往也已经被大大小小与港漂自媒体有合作关系的同乡会、内地学生会等等组织包围，帮助他们建立在港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不少在港内地人活在一个由港漂组织所编织的泡泡中，就算他们能亲身接触香港，但他们所看见的香港已经带著一层预设滤镜。而在这些港漂组织背后，追根溯源，总能发现红色资本甚至中联办的影子。

讨厌“港漂”的称号，正是因为无论这个称号是怎样出现的，最后却成为一个伪命题，用来笼络维稳在香港的内地人，在真实地与这块土地发生关系之前，就已经产生此地排斥他们，他们永远无法属于这里的潜意识，只能在自己人之间抱团取暖，进而导致恶性循环。而就此引申而出的，正是我曾戏称的“港漂伤痕文学”，满目尽是奋斗啊，梦想啊，压力啊，失望啊，无望啊，冷漠啊，孤独啊⋯⋯啊！无边无尽汪洋大海一般的孤独⋯⋯而最后的落点永远是自己的一腔热诚被香港所辜负。

我痛恨这种矫情的孤独感，却发现正是因为我不愿拥抱这种孤独感，反而让我变得异常孤独。在香港人、内地人、港漂之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 2014年11月26日，香港旺角，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睡在关闭的商店外。

与身份焦虑讲和，是一个人的修行

前不久，在一个皆是移民来港的群组中，大家聊起是何时产生自己是香港人的觉悟，各自都有不同的时间点，而对我来说，是雨伞运动。那是我第一次为一座城市哭泣，于是明白自己在情感上已经和这个城市产生了联系。虽然那时候我拿著的仍是往来港澳通行证。

但这种情感的连结带来的归属感，也不过涌动一时，一如许多和我一样支持香港的内地人，身份撕裂的痛苦和矛盾，绵长纠结到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来港十五年，我用过许多名称形容自己：“内地生”、“上海人”、“生于上海，现居香港”、“100%香港人，100%上海人”、“香港人”……如何看待界定自己的身份并不是难题，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向他人叙述自己的身份，并与外界赋予自己的意义上，找到逻辑自洽的共识，而往往落差就出现在这里。

让我第一次对自己身份产生疑惑的，是在反国教运动期间写作了《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装睡的人》，此文经互联网实名传回内地当时最火的几个社交论坛：天涯、人人网……于是我早早地被动地完成了“政治出柜”。那时我聼到两个都是负面，但却截然相反的针对文章的评论：一位认为我是在讨好香港人，另一位认为我是在操控香港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样看待我写的文章，我只是在直抒胸臆，难道作为一个内地生，我就不能批评自己的国家吗？况且我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样诉诸动机的批判后来就更常见，包括在反修例运动中批评支持香港的内地生是有“皈依者狂热”，都如出一辙。内地人、香港人的身份是政治的，许多人无法相信一个和自己同样出身的内地人，竟然会充满自信地陈述一个和大部份人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怎么可能？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促使她这么做。

“政治出柜”之后，我曾经的内地朋友开始逐渐疏远我，静悄悄地与我完成了“断舍离”，直到反修例运动期间，我发现那个我从来不发表任何言论的本科校友群，不知何时把我默默地踢了出去。在反国教运动之后，有一次我回内地探望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她见到我第一句打招呼说“你好，香港人”。我愣了一下，或许“你已经是香港人了”是一个让他们更容易更安全地接受彼此政见差异的借口。在政治立场先行的年代，我就这样“被香港了”。

所以我明白很多支持香港的内地人所面对的“两边不是人”、夹心层的痛苦，在大陆的舆论场域中，支持香港的，就不配做大陆人；而在香港这边，什么是香港人，其定义要复杂、含混很多，甚至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都不是严肃的讨论，而是一种“资格论”：凭什么你说你是自己人？在社会运动的不同阶段，随著社会的关注和优先顺序的不同，这条边界也在不断移动，所以才会出现今天是手足，明天是condom的窘境。所以仔细端详，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我是不是香港人”，其核心事实上是“我该如何论述自己，才有底气证明我是‘自己人’”。

就此我尝试过不同策略，以达到情与理上的自洽，比如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认同，自己认定，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也曾经试过以“身份认同是透过行动建立的”来证明自己；当然我时常觉得自己能比其他内地人更淡定一点，是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装睡的人》这篇文章，算是有足够的“革命资本”，算是“我为党国立过功”的一种版本⋯⋯但无论我如何调整自己的叙事和心态，焦虑始终都在，而一旦中港矛盾激化，我那苦心经营搭建的平衡就会瞬间崩盘。

而事实上，让我更感危机感的，还不是身份认同本身，而是我们对身份认同的纠结和执著，不为他人所理解。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自然而然就是香港人，他们不需要去厘清究竟什么是香港人－－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认同？定义香港人的边界和内涵究竟是什么？反正“我系香港人”，所以他们也很难明白对于我这样的外来人，明确自己为何是香港人是怎样的一个必要过程。就连身边最亲密的人也无法明白，我和朋友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中港矛盾激化时，自己已经焦虑到近乎歇斯底里的时候，并非内地人的伴侣只会觉得我们是“庸人自扰”。

让我们难以和自己讲和的，是“资格论”带来的焦虑，这让我们总是在自我审视和被审视的目光之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话语权，只能不断自证。直到很后来，我才明白，身为在香港的内地人，如何调节心态，不被“资格论”绑架，是一个人自己漫长的修行。当感到被排斥、被怀疑、被不信任的时候，躲进“香港人排外”、“香港人永远不当我们是自己人”、“香港人格局太小、还是大陆文化跟我们最亲近”等既有叙事当然最容易，但只有自己走过这条不断自我怀疑、自我崩溃、自我建设的路，才会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学会的是如何和自己、和社群相处，而那段叙事或许含混不清，逻辑并不自洽，但这并不重要，它只属于你一个人。

来到19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焦虑几乎已经淡去，我想除了我终于用好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条修行之路，或许更是因为“资格论”从来不只针对内地人，在香港运动的内部派别之间也常常用“资格论”彼此讨伐。然而随著反修例运动的结束，国安法通过，民间组织纷纷解散，移民潮出现⋯⋯如今谁也没资格说谁有资格没资格了，同学少年都一样贱。

前不久，我和一个来自广东的朋友在深水埗的一家茶餐厅吃饭，席间自然用大家最习惯的普通话聊天。饭后买单的时候，一位坐在我们旁边一直都一言不发的大叔突然开口呛了我们一句：“You shouldn’t speak Mandarin, you should learn the language here, it’s Cantonese.”我和朋友相视一笑，一言不发，便走了。

有时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折腾那么多，硬是要摸索出这条和自己，和这座城市讲和的修行之路。或许，这就是爱吧。

▲ 2019年9月28日，香港中环，反修例运动期间，示威者聚集大会堂前。

是香港，让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一个同样来自内地的朋友是这样形容与香港共情、至今仍留在香港的内地人：We came here for a reason。我深有同感。正如《内地来港青年：直到2019运动爆发，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香港人”》中提到的那样，每个来到香港的移民，或多或少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理想，才会背井离乡，也正是因此与香港初接触的时候，必然会带著一层粉红色的滤镜，把香港想像得太过理想，而在与现实碰撞之后，才发现，此处并非佳园。

在内地家庭教会长大的我，从来就对这个红色政权没有好感，“反共”几乎是一种本能，也正是因此香港吸引我的魅力，是在我想像中，这是一个对基督教没有敌意，更能自由研究教会史的地方。自由，是我来到这里的理由。

但很快我发现，在呼吸自由空气的同时，这里却有更多的不自由和枷锁。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地产商和连锁商的垄断以及整齐划一的“中环价值”，只让我感到窒息，无怪乎我曾笑言，来香港之前我们都是资本主义者，但反倒是来到香港，我们都被逼著成为了社会主义者。于是我也质疑过，香港真的有那么好吗？还只是想像中的香港比较美。

如今回望，我意识到这种“不自由”，其实正是因为这里的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保障了我能更透明地了解社会的贫富不均、贫穷问题、社会种种弊病，而没有言论审查更让线上线下的声音更多元，这种碰撞交锋其实给了我认真思考的机会。如果说曾经“自由”对我而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正是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我更清楚自由并非泛泛而谈，是可以实实在在地落在一个个具体的议题上，无论香港有多少我喜欢的、不喜欢的，其实都让我更明确勾勒出我想要的一个真实的自由生活的画面。我常说，“反共”在来香港之前，对我而言只是一种gut feeling，但是在香港或许最初让我感到充满挫败的生活中，透过辩论、争吵、反身性的思考，我才把这种gut feeling缕清楚。这种真正的政治思考和对话，正是在内地时我所缺乏的。

而种种不自由中，恐怕贯穿始终的，可能是我作为大陆女性所感到的不自由。

在内地，生活在一线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一个家庭校园相当开放平等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从来不觉得受到过什么性别歧视，或者有些性别不平等正因为在社会中已经成为常态，也被我内化为理所当然。我一直笑称自己长到二十几岁从来没有感受到性别歧视，但来到香港之后，我才惊觉，我对女性处境的认识，只是因为无知和特权。

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当时的一个内地朋友想给我介绍对象。她说对方是一个香港本地人，但因为有眼疾所以很难找本地女朋友，因此他想找一个内地女朋友，双方条件会更对等。我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难道内地女性身份在香港等于是一种残障？还能够这样对等交换？让我惊诧的不仅是那个我从来没联系过的香港人会有这种想法，更因为我的朋友作为一个内地女生，竟然毫不质疑地接受了这种歧视想法。

一但潘朵拉的盒子打开，我就开始不自觉地注意到身边无处不在的歧视。

首先是对大陆女性一种特别的凝视，早在“蝗虫论”之前，大陆女性就已经被视为在香港婚恋市场上抢夺本地女性资源的侵略者，“北方佳丽”的刻板印象，让大陆和女性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物化和性化的想像，我也曾遇到不加掩饰当面表达大陆女性有种“特别韵味”的言论，说者并不觉得是性骚扰和侮辱，反倒认为是一种赞赏。

再者，在我初来香港的几年，衣著几乎成了一个极大的难题，我不愿意被人一眼就认出是大陆人，无论行为举止都尽量入乡随俗，甚至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但仍旧试过被本地人评头论足，“一看你的打扮就知道你是大陆人”，或者对我的同伴说出“你的打扮好香港，完全看不出是大陆人”这样的赞赏。即便知道对方可能只是无心，但心中仍有不快，而更让我不满的是，大陆男性却似乎完全没有这个困扰，不管来港多少年，不少人都理直气壮地“做自己”，不仅少有人如此打量评判男性，而他们自己也根本无所谓，继续保持著全方位不修边幅的风格。这让我感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严苛与挑剔，更不得不留意到，两性在面对外界的眼光时，是从小的规训让女生更容易反躬自省，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后来我开始和香港男生拍拖，在亲密关系中，我并没有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旁人细微处的表达常常让我感到不是滋味。比如有长辈在吃饭的时候，知道我们有结婚的打算，立刻就笑著说，“是啊，结婚之后就可以拿探亲签，再过七年就可以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了，大家都是这样的嘛。”事实上，在那段日子，结婚总和我的永久居民身份挂钩，就算这不是我结婚的主要目的，但也像是主要收益，我一度气愤到决定就算住满七年都不换永久居民身份，只是为了证明我在香港生活、和香港人结婚，不是出于功利，为了贪图三粒星，更不觉得三粒星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求之若渴的宝藏。

随著香港社运风起云涌，以及内地声音的加入，自然身边都有人好奇我是否因为来到香港，才完成政治启蒙，成为了觉醒的人。对于“被洗脑的内地人来到民主自由的香港，被启蒙而痛改前非，加入‘香港民主教’”这样的论述，已经足以让我嗤之以鼻，而一但加上中港婚姻这层关系，作为支持香港民主的内地新娘，听上去就像是圣经中的喇合、路得——身为异教徒却被真神信仰所打动，因而背叛了自己邪恶的民族，转而投奔以色列人和他们的信仰，终于得到救赎和接纳。多年前刘进图曾在一个讲座中提及中港婚姻为何不能成为转化内地人政治思想的场域，反映的正是这种思维。用雄性在床上征服雌性，来体现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教化，正因为我明白持有这种看法和言论的人，都是出于一片好意，更让我感到香港是一座多么厌女的城市。

无论是早期的“北方佳丽”，还是后来的为永居而结婚，再到因为嫁给香港人而民主意识觉醒，这些惯性思维中，女性永远是没有主体性的工具和他者，只是用来承载当时香港处境之下所需要的一套叙事，而无论是恶意和善意的叙事，毫不意外地，女性都是最就手也最能表达自身焦虑或诉求的那个棋子。

曾有人问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正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在最细微的地方自然流露出来的厌女气质，它把我架空，让我束手束脚，我发现，要在香港获得本质上的自由，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厌女。香港没有让我成为民主斗士，却让我成为女权主义者。

▲ 2019年10月2日，香港沙田，反修例运动期间，警察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疗伤的同志情谊：原来你仍在这里

反修例运动之后和疫情期间，整个香港都弥漫在一片无力、忧郁以及怨恨的低气压中，我也不例外。整整一年，我的生活只剩下行山、刷剧和打边炉。当然也有一班立场相似的老朋友时常围炉，但渐渐地大家关注的话题开始产生分歧——面对挫败感总要找到出路，而曾经的同路人都各自作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这种不知不觉分道扬镳的体验自从我来到香港就不断发生，曾经的同窗选择离开香港回了大陆逐渐不再有共同语言，面对政治议题更是如此，从反国教开始，雨伞运动、鱼蛋革命、香港人主体意识的浮现，再到反修例，每一个节点，同样来自内地的同僚之间，都在检视、讨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念，赞同或者不赞同运动，对运动的方式有多少程度的否定、保留或者接纳。即便自视局外人，身处香港的内地人都被卷入漩涡之中，而就算并非刻意表态，政治立场或意见分歧总不能掩饰。反国教时，我身边的内地人仍以支持为多数，而自从雨伞运动开始，随著行动的愈发激进和本土意识的抬头，我眼见著曾经的同路人因著不同的原因，或者是不赞同暴力，或者是不赞同立场先行，又或者是厌恶本土意识更勿论对“香港独立”的嗤之以鼻⋯⋯一个个逐渐离场，并对香港政治敬而远之。到了后反修例时代，我似乎终于到了失去最后一个同道的时刻，只留下孤零零的一人，在荒芜的原野上，不知为著什么而坚守。被遗弃的感觉，对于我来说，不只是移民潮，而是贯穿在我的整个香港生涯中。

然而另一方面，不知不觉中，从网络上零星交流开始，再延续到线下，我发现自己逐渐多了许多新朋友，有香港人也有和我一样内地背景的，虽然相识甚短，却一见如故，皆因为大家是在一个频道上的人。相熟之后，我才知道，我原以为是我幸运地闯进了一个早已形成的趣味相投的团体，但事实上大家在反修例运动前也有各自更亲密的小团体，或因工作缘故，或因运动缘故，而正是在反修例运动之后，当整个社会被打得四散，我们这些游离的原子都在各自寻觅，然后出于种种机缘巧合，才彼此相遇更凝聚在了一起。

我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两年收获的这些友谊所带给我的抚慰和欣喜，生来内向的我，从未能够如此地坦然做自己，并深深确信自己被爱著。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我想大概只有张爱玲的那段名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在这硝烟未散的战场上，我不想用“去芜存菁”这样带有道德判断的词汇，去形容这份彼此疗伤的友谊。更恰如其份地说，一路以来与香港命运同沈浮中的思考和行动，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是谁、要的是什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革命友谊”——我们选择继续战斗，并对未来始终保持积极的盼望。

▲ 2020年7月26日，香港流浮山，对岸为深圳市。

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

这段日子和朋友们重温了两次百老汇音乐剧Hamilton，第一次听这部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国父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故事的饶舌音乐剧，我就感到与香港无比契合。比如剧中英王乔治三世向北美革命者唱的“You’ll be back”简直可以称为“习大大之歌”：

“你会记得自己是属于我的……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会杀掉你的家人朋友，提醒你我有多爱你。”

剧中同样有著推翻殖民或者内部殖民的统治的驱动力，例如“My Shot”里唱的：

“我们本来就是独立运行的殖民地……他永远不放他的后裔自由，那么这个世纪必将迎来一场革命！”

当剧中的国父们为友谊举杯的时候，我们也感同身受地在萤幕前碰杯高歌：

“举杯敬自由，无论他们说些甚么，谁都拿不走的自由……为我们四个人举杯吧，明天还有来者，他们会诉说我们今晚的故事。”

正如同来自加勒比海的移民汉弥尔顿一样，我们都“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没有丢掉我的机会）；而“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我就像我的国家，我年轻﹑斗志旺盛，充满渴望）也是我们的信条。更不用说那句约克镇战役之前的“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每次喊出这句振聋发聩的宣示，都将此刻无论是对时局、对身份认同还是对前景的晦暗一挥而空。与二百多年前国父们的隔空呼应，将我们这些异乡人的身份焦虑转化为赋能。是啊，移民从来就是开荒者，从无到有开拓、建设自己的生活，当人们看到的是一无所有、化整为零，移民看到的是创造与发掘的无限可能，是将自我实现与这片荒土的命运结合起来的使命。在时时被唱奏“礼崩乐坏”的香港，事实上，每一个选择留下来的移民，需要的是更强大的意志和更坚固的理由。

前不久，我在推特上遭遇了一起经典的被香港网友网上欺凌的事件，起因只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个香港的小趣闻，然后不带任何评价地在推特上陈述出来，说觉得很有趣。起初有些香港网友表示并不知道这件事，进而开始有网友认为我所讲述的趣闻，显示香港人小心眼以及精明，基本上是负面形象，并进一步认为我是故意虚构事实丑化港人。舆论在此时开始失控，除了指责我对港人居心叵测，很快就有人透过我的推特帐号（本人姓名的汉语拼音）推测我是一名大陆人，于是一条刻板印象的逻辑链已经自由滑坡而成型：即我作为大陆人，不可能了解香港，但透过虚构事实来奚落丑化港人，所以我是一个恶意满满的大陆人。面对铺天盖地的咒骂，心里没有不舒服是不可能的，但解释趣闻来源的可靠性、也有香港人有相似经历、自己来港多年或者对香港的立场态度，我自知是无济于事。最后，我在一则嘲讽我的推特帐号、并说“哪有香港人用这样的拼音”的贴文下留言：“我去入境事务处把我身分证上的英文名改成粤语拼音也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修改一个推特帐号，但我坚持保留这个拼音，就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这里成为一个不会因为姓名拼音不同而遭受歧视的地方。”

正如国父们不分出生于美利坚与否，作为来港十五年的人，时至今日面对当下的香港，我已经彻底没有了“分别心”，那个曾经我尝试融入、被排斥、与之纠结、大肆批判的香港，还存在吗？如果大家都说“香港已死”、“香港变了”，到底这里还有什么剩下？此地究竟还是香港吗？又或者还是否一个确实可定义的存在呢？摧毁或许带来的是破坏，但破坏过后的空白苍凉，却是充满模糊性的，但在模糊中，就能生长出可能。我看到的，也许是更有性别意识的可能、更平等多元的可能、对待基层更友善的可能、更具国际视野与弱者共情的可能、更坚韧不屈而充满幽默的可能⋯⋯总而言之，一个全新的香港的可能，而这其中，有我的一份贡献。我如此成了香港人，亦如此造就香港。

此刻的香港，或许是一座咆哮著狂风的空城，是一片残壁断垣的废墟，而站在废墟上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 2023年1月3日黄昏，香港鲤鱼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