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代性别意识形态

我不但在政治上活跃，还经常被认为在政治上激进。然而，批评我反“觉醒”立场的，经常复制我所争论的意识形态结构本身。一路下来，他们有意无意间揭示了觉醒左翼的破产。

这些批判——无论它们是要为#MeToo、种族觉醒主义还是当代性别意识形态辩护——的基本结论是，批评与这些运动相关的压迫性的规范，代表着某种倒退，是在试图压制近来取得的进步成果，我们既不能、也不应该希望“又退回去”。对此，我严重不同意。

从#MeToo批判开始。在写这场运动的时候，我经常引用那个热搜运动的发起人塔拉那·伯克的话来证明，在运动开始后的几年里，它种下了一种对施害者的执念，这种牢不可移的执念形成了一个指控和轻率定罪的循环。早在2018年，伯克就总结说：

我们正在努力使关于#MeToo的叙事偏离原意。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偏离原意的叙事，即认为#MeToo是一场性别战争，它反男性，搞男女对立，只服务一种人，那就是白人、顺性、异性恋的知名女性。

简言之，伯克指出，斗争应聚焦于数百万普通工作女性和家庭主妇的日常苦难。可我的一些批评者却指控说，我主张不要去关注行为和语言中的骚扰，而要去关注“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正确地）指出，行为和说话方式的厚重组织（thick texture）恰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媒介。他们还说，“真正的问题”绝对不是直接就看得出来的，而总是由符号网络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它是为霸权而进行斗争的结果。

可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呀：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成文规则构成的组织，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自我再生产的媒介。或者，更理论的说法是，（从列维-施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到拉康的）“结构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意识形态上层结构有它自己的下层建筑，有它自己的（无意识的）规则和实践网络，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规则和实践，维持着它的运作。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或真正值得争论的点——在于，新的规范是不是真的质问和禁止了性别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支配），或者说，新的规范有没有事与愿违地，又反过来起到了复制它们的作用。只咬住“它们达到了它们所谓的解放目标”这点不放，就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就是在背叛一个严肃左翼所应该代表的一切。

或者说，以那些控诉我为那个可以打着“自由”的旗号乱用种族蔑称的世界招魂的批评者为例。我常讲这样一则与使用对黑人的蔑称有关的轶事：有一次，两个黑人朋友在听完我说的话后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其中一个在和我拥抱后感叹说，“现在你可以叫我[黑鬼]了！”对此，抖音上的一个批评者称，赞同我的人怕不是“疯了”：

这里的问题是，齐贼的论证以他使用种族歧视语的自由为前提。齐贼用对黑人的蔑称来反对政治正确，意思是不想让你用种族歧视语来称呼他们的黑人是政治正确的，并因此而是不讲道理的。当然了，也许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但身为一个非黑人，你能不能说对黑人的蔑称的依据不应该是发现某个个体的黑人“允许”你说，而应该是你对那个词的含义的理解——那个词在过去可是被用来直接为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所有权正名的。

和聊天机器人一模一样，我的批评者无视了我的例子显而易见的语境。我没有——也从来不会——在交流中使用对黑人的蔑称，而显然，那个跟我说“现在你可以叫我[黑鬼]了！”的黑人哥们的意思也不是我真的应该去那么做。这是在表达友爱，秉持的精神是，黑人之间会以友好的方式，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我很确定，要是我真用那个蔑称来称呼他，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愤怒的回应，就像我听不懂人话一样。我朋友跟我说的话遵从的是“提议就是拿来拒绝的”的逻辑，就像我在跟人说，“你帮我做的事情太贴心了（我太感动了）你杀了我都行！”显然，我不会预期那个人说“好呀！”然后掏出刀子。

可（对一些人来说），我的这些“成问题的”立场恰恰说明，在过去几十年里，我的基本政治取向发生了变化。最近，一个批评我的人坚持认为，我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和我“最近向一个后左翼人物的转变”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先是赞许地引用、转述了我在《幻想的瘟疫》（1997）中的一段话：

如果种族主义的态度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来说变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意识形态霸权的平衡。……今天，在新兴的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面前，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是，让这样的话变得难以启齿，这样任何依仗这些话术的人都会自动失格（就像在大学里正面谈论法西斯主义的人那样）。我们绝对不应该讨论“奥斯维辛集中营实际上死了多少人”、“奴隶制”有哪些“好的方面”，“削减工人集体权力的必要性”等等；在这里应该采取一种相当坦然的“教条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立场；这些事情不容“开放、理性、民主的讨论”。

然后，我的批评者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说得好。就像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参与关于跨性女是不是‘真’女人的讨论那样。”他接着说，我想要质疑性别意识形态这件事情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倒退”吗？因为我对性别意识形态的信条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我]会因此而把过去的我看作这种倒退的症候吗？”

在这里，我的反驳是直白的：觉醒的要求真算得上是进步的成就吗？我们日常语言中的变革——比如说，优先使用（性别不明的）复数代词等等——真是反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压迫的漫长斗争的下一步吗？我的回答是一个大大的不：性别和觉醒意识形态倡导和推行的这些变革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倒退的”。它们代表着统治意识形态在试图挪用新的抗议运动（并磨去其批判的棱角）。再一次，这些指控只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

关于意识形态对解放要求的挪用，想象让-克洛德·米尔纳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主张就够了。他说，今天，我们所谓的“西方”是美国霸权下的一个联盟：美国不但在经济和军事上，也在智识上统治着我们。但在这里，米尔纳说，“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矛盾：美国在智识领域的支配本身，是通过异见和抗议的话语，而非秩序的话语来表达的。”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矛盾：美国领导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一种对现在这种不平等形式的抗议——因为削弱了自己的基础故而是自毁的，因此也就不能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推动积极的全球变革的计划：“正因为西方的文化遗产无法把自己从使它得以存在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米尔纳说，“所以，过去谴责不平等的人本身也被认为是以往不被承认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平等的受益者”并且“现在所有革命运动和革命观念本身都变得可以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是那一长串的死白男搞出来的。”

西方的反西方话语和来自外部的反西方话语区别就在于此。米尔纳写道：

一种反西方话语在西方内部（西方还以此为荣），另一种反西方话语则在西方外部。只是第一种反西方话语认为不平等是一种错，在道德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利用它；而相反，第二种反西方话语则在方向对自己有利（译注：即在自己是不平等受害者的时候这个不平等在道德上是有利的，有助于抢占道德高地）的不平等中看到了一种美德。结果，第二种反西方话语的支持者把第一种反西方话语看作敌人衰落的迹象。他们不掩饰自己的轻蔑。

而他们的轻蔑也是完全合理的：西方的反西方话语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就像我在之前已经写到过的那样，比如说，西方的自由左翼越是深究自己的罪责，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就越是能够谴责他们虚伪，说他们试图掩饰自己对伊斯兰的仇恨。这个矛盾完美地复刻了超我的矛盾：你越是服从那个伪-道德能动者对你的要求，你就越是有罪：就好像你越是宽容伊斯兰，它对你的压力就越大。对难民涌入来说也如此：西欧越是对他们开放，在未能接受更多难民的时候，它也就越为之而感到愧疚——而从定义上说，这件事情上就没有足够一说。你越是宽容非西方的生活方式，你也就越会为不够宽容而感到愧疚。

在这里，觉醒佬会回应说，非西方的批评者说得对呀：西方的自我羞辱就是假的，非西方的批评者有权利认为，无论西方做出怎样的退让，它不还是占据支配位置并期待他们融入吗——可他们为什么要融入呢？当然，问题是，非西方批评者期待的——我就直说了——是西方放弃它的生活方式。结果只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作为西方的反西方批评立场的最终结果，要么西方成功地（在社会上、经济上）摧毁作为文明的自己，要么西方成功地把其自我挫败的意识形态和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米尔纳是对的：这个事实并不矛盾，即对西方来说，自我贬低的批评模式是最好的意识形态立场，它能够确保现有的秩序不会面临任何革命的威胁。不过，我们应该用新民粹主义右翼的革命立场（这个革命立场是假的但又是实打实的）的复兴来对他的说法加以补充：新民粹主义右翼的整个修辞都建立在这样一个“革命”要求的基础之上，即要摧毁新的精英——大公司、学界和文化界的达官贵人、政府机构——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暴力。作为对像希腊的扬尼斯·瓦鲁法基斯那样的左翼政客的响应，右翼民粹主义提议对我们的封建主子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威胁：西方的民粹主义右翼有可能会和反西方的威权主义者联手，这将是最可怕的噩梦。

为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我们应该克服客观真相和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的确，我们可以动员不同的真相观。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好人寥寥》中高潮的一幕，汤姆·克鲁斯饰演的凯菲中尉对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杰瑟普上校大喊，“我要真相！”尼科尔森回吼说，“你承受不了真相！”这个回答比它看上去的更含糊：不应简单地认为它是在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太过于弱小以至于无法承受事物残酷的现实。

我们必须摆脱那种认为“真/实在”是现实的硬核的隐喻，即认为事物“真实自在”，我们只能通过各种镜头（即我们把现实符号化、我们通过我们的幻想和认知成见来建构现实的方式）来理解它们。相反，在现实（“硬的事实”）和幻想（幻象、符号的建构）之间的对立中，“真/实在”在幻象和幻想那边：从定义上说，“真/实在”当然不会被完全符号化，它同时又是符号化这个过程本身生成的一种“过度”。没有符号化，就没有“真/实在”——有的，就只会是“在那里”的平白无奇的愚蠢了。

另一个（也许是终极的）例子是：如果有人问见证者大屠杀的真相是什么而见证者说“你承受不了真相！”，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是在说，我们大多数人没能力应对大屠杀的恐怖。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不能承受真相的，反而是施害的纳粹自己：他们没能力承受自己社会被一种全方位的对抗所贯穿的真相，为回避这点，他们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就好像他们相信杀了犹太人就能重新建立一个和谐社会那样。

使问题变得甚至更加复杂的是，尼科尔森所说的“真相”不只是事情的现实状况，而是一个更加精确的事实，即，我们的权力（不只是军方）必须遵从非法的、不成文的规则和实践（电影中的“红色准则”），它的法律系统就是靠这些规则和实践来维持的：这就是软自由派没有能力承受的真相。这种真相观涉及一个矛盾的时间结构。就像尤雷·西莫尼提（在和我私下交流时）说的那样：

传统上说，真相看起来是一个关于某种直接一致状态的调节性概念。不过，之后用来补偿这种被渴盼的直接性的，又是对实现它的无限延迟。因此，也许，是时候逆转这个公式了：在直接性的框架内构想真相，然后让它充分发生于此时此刻。只要改变视角，我们就能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真生活”。与把“真相”构想为对某个理想化的完满状态的无限接近相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真相在某个具特殊的历史现实中实际出现的实例，后者要么引出具有不可逆转的时间性的重大事件，要么在日常生活中产出不容置疑的、无法解决的“结”和过度，要么在言语的巧合和裂缝中制造意料之外的剩余。真相看似不可能，同时又不可避免；它给自己这样的外表——躲避我们，却又突然出现，让我们参与到它的话语约束力、它的强制性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它的政治力量和历史的迫切要求以及（也许）它的逻辑必然性中去。

因此，真相就像乐子（雅克-阿兰·米勒曾说真相是乐子的妹妹）：既不可能，又不可避免。关于真相，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它设想为某种东西，某个未知的X，认为我们可以在无限的接近中逐渐靠近，却永远不能企及它。这和我们如何最终总是错过最后的真相的缺憾诗意无关。拉康在后期一篇论文《电视》（Television）的开头说“我总在说真相。不是全部真相，因为无法把它完全说出来。把它完全说出来是不可能的：言语失败。但正是通过这个不可能，真相才保住了‘真/实在’”的时候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我们压抑真相，真相躲避我们，但它正如被部分说出来那样，总是已经影响到现在了——比如说，作为一个破坏我们符号空间的霸权结构的症候。我们不但不可能讲出全部真相，甚至更不可能彻底地说谎：真相总会在我们谎言的裂缝和错位中追上我们。

这种真正辩证的真相观使我们能够驳斥这种指控认为，拉康依然陷入了性差异的“二元对立”逻辑：他不是把“男性的”和“女性的”本原的二元性（这个二元性从阴-阳起就一直支撑着整个前现代传统）最后的痕迹从精神分析中清除出去了吗？拉康没有做人们预期一位精神分析家在解读哲学时会做的事情：他没有把哲学“性化”——相反，他使哲学去性化了，而在他之前，哲学是被秘密地性化的。

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这一激进操作可以在谢赫祖拜尔的《麦克白》中找到适当表达。当麦克白夫人怀疑自己丈夫没有准备好做自己让他做的事情（杀邓肯取而代之）——因为他看起来被道德上的怀疑所困——的时候，她暴怒了：“来呀，你们这些/看管凡人思想的灵，在此去了我的性/把最可怕的残忍从头到脚/注入我（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在这里，“去（了我的）性”显然意味着走出女性与人为善有同情心的陈词滥调——但这绝不等同于放弃女性的立场：毕竟，无情、算计的女人也是一种关于女人的陈词滥调。这里需要注意的主要是，以一种相似（但不对称）的方式，对男人来说也如此；两性都以各自的方式“去性”。理由是，“女性”和“男性”并不代表一套固定的属性：它们都指一种只有在一系列不连贯甚至自我矛盾的特征中才能得到表达的僵局，在这些特征中，被压抑的真相回归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的性别意识形态并没有这样的成就。它的运作反倒更像蜜蜂的世界，大多数蜜蜂是去性化的“工蜂”（生殖器官退化了，却依然处在性生殖的生物矩阵中）。一家公司的养蜂人告诉我：

只有蜂后和雄峰有发育完全的生殖系统。工蜂有一个萎缩的生殖系统。在孵化七天后，蜂后飞出蜂巢，雄峰在那里集聚，在下午的几个小时里，她会在空中与大约八到十二个雄峰交配——就像电影《黄昏之恋》的名称所说的那样，午后真爱。在交配期间，雄峰的生殖器会倒转伸出体外，随腹部肌肉的收缩射精。然后蜂后会切下他的生殖器致其死亡，然后下一只雄峰进入……蜂后把全部精子储存在经囊中，从腺体分泌出可供近七百万精子生存的营养。在产卵期间，蜂后选择是否让每一个通过她的输卵管的卵子受精；她产下两种卵，受精卵和非受精卵。非受精卵发育为雄峰，而受精卵则成长为雌性个体——这个决定被称为性别决定。然后，雌性个体可以发育为蜂后或工蜂，取决于她们在幼虫阶段的营养状态——这个决定被称为级型决定。

如果我们从人的立场来读这段描述，它看起来不就是一个古怪的母系种姓社会吗？所有工作都由被正确地称作“工蜂”的蜜蜂来完成。她们是雌性，生殖器管欠发育，故而没有性化，当真算得上是跨性蜂。蜂后和雄峰之间的性交（受孕）一生只发生一次：在交配后，雄峰死亡，蜂后收集到够她一辈子用的精子。那么，如果蜂后是女，雄峰是男，那确切来说，工蜂是什么？蜜蜂因此而组成了已知的唯一一个大多数成员是“（性别不定的）他们”，而作为男性的雄峰将面临最可怕命运的社会。

今天我们之中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他们追求的那个模范社会——的真相不就在于此吗？

Slavoj Zizek, “Confessions of a Radioactive Mind”, Compact Magazine, June 13, 2023. 翻译：王立秋。